车市发展启动新引擎******

　　记者 吴博峰 文/摄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汽车市场稳定增长，对确保我国车市健康长远发展、为市场转型升级面临的各种挑战赢得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已连续13年稳居市场销量冠军宝座。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汽车消费市场新活力、加速市场回暖，成为业内关心的焦点。

　　车市增长有底气

　　“尽管近几年我国车市出现了一定幅度波动，但车市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目前我国汽车工业产销已处于短期调整的尾声，未来车市将保持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向《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考虑到我国车市发展的特征和阶段，预计今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将达到2760万辆，同比增长3%。

　　截至2022年，我国汽车市场年销量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在2500万辆以上。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我国汽车消费市场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曾公开表示，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汽车市场有相当大的需求潜力还未完全释放，考虑到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出行需求的提升，预期我国汽车市场全年销量的峰值在4000万辆左右。

　　无独有偶，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预计未来我国汽车全年销量的最高点在4000万辆左右，而现在全年最高销量始终未突破3000万辆关口，意味着我国汽车消费市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除此之外，作为拉动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二手车在汽车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激发二手车消费市场潜力，去年以来，二手车消费市场利好政策接踵而至。记者注意到，包括二手车行业临时产权制度、汽车年检放宽、取消二手车转籍限迁等利好政策释放，为二手车市场发展提供了信心和保障。

　　不久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提出为积极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新增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新年伊始，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换购已成为汽车市场的第一大需求，二手车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活跃二手车市场，一方面置换消费会带来结构升级进而拉动新车销售；另一方面，二手车降低了消费门槛，通过畅通二手车的梯次消费和流通，能够有效扩大整个汽车消费规模。“综合来看，今年汽车市场会迎来新的增长阶段，期待主流消费者购买力进一步恢复，为稳定汽车消费市场信心奠定基础。”他说道。

　　多举措促消费

　　长期以来，当某项在汽车消费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利好政策退出市场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引发汽车市场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汽车市场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是广大消费者关心的话题。崔东树表示，当国家层面利好政策退出后，地方性利好政策的及时出台有助于缓解消费市场因政策切换所带来的焦虑，有助于国内汽车市场实现平稳过渡。

　　记者注意到，随着国内车市步入市场化发展的全新阶段，多地在去年底出台了多项汽车消费利好政策。仔细观察，这些地方性利好政策覆盖了消费者买车、用车各个环节，从多方面满足消费市场需求，为今年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提供了充分保障。

　　2022年12月12日，浙江省财政厅发布《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提前下达2023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合计157231万元，用于2018年至2020年度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清算和2020年至2022年度新能源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拨。支持符合补贴政策要求的新能源车产品推广应用，进一步扩大新能源车产品消费。

　　2022年12月21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要持续推广新能源车，通过结合促消费政策实施安排，适时实施新购置符合条件新能源车购置补贴政策，以及对提前报废或迁出“国IV”及以下普通小汽车并购置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等，促进新能源车销售。

　　对于广大新能源车主而言，成熟的充电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是确保使用体验的关键所在。针对这一需求，四川省发改委等部门日前印发《四川省电能替代推进方案(2022—2025年)》，提出在城乡公共区域、高速公路、景区、居民小区等领域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期间，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突破20万根，建成布局合理、运行高效、安全稳定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优化市场环境

　　一直以来，为进一步稳定汽车消费，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有效维护了市场经营秩序、营造了良好消费环境。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新版《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新版汽车“三包”)已于2022年1月1日施行。作为保护汽车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具体措施，汽车“三包”自实施以来，在解决汽车消费纠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版汽车“三包”增加了诸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其中新增七天可退换条款，使家用汽车直接进入“可退换时代”。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日内，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主要零部件的，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而销售者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

　　随着智能汽车市场渗透率快速增长，车辆智能网联化功能已成为影响消费者购车的重要因素。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具备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销量超288万辆，渗透率升至32.4%，同比增长46.2%。受此因素影响，新一代电子电气架构、车用操作系统、大算力计算芯片等技术得到突破，有关部门明显加强对汽车网联化领域的管理。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商用车辆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国家标准，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均属于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行业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引导生产企业生产满足行业需求的技术产品，推动其更大规模的应用，有效提升我国车辆的智能化技术水平及道路安全水平，支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的澎湃动能******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澎湃动能描绘出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并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文件，着力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统计，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线上线下融合、远程医疗、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全面铺开，数字技术正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稳增长”提供关键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复杂严峻形势，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加速器”。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调结构”提供新引擎。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服务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伴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近年来我国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等市场规模领先全球，为服务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促转型”提供重要保障。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成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的重要结合点。过去十年，在“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的带动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以数字为“基底”的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实”融合竞逐新赛道，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建设有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为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重要支撑。

　　放眼全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速创新，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们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战略前沿领域，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实现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塑造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建起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形成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防范各类风险挑战；着力完善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不仅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数字化国际规则制定、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在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为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潘玉驹，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温州大学副校长）